從首都出發，乘坐G字頭的列車，僅需要半小時，就可以抵達天津濱海站。
這恐怕是距離CBD最近的高鐵站。于家堡金融區，一個沿著海河造滿了高樓、像極了陸家嘴的地方，與濱海站只隔了一條金河道路。
自2015年4月21日天津自貿試驗區掛牌后，于家堡和河對岸的響螺灣，以大干快上的建設節奏宣告與它們上千年的漁村史脫鉤，成了自貿區中央商務片區。濱海站，也由此成了外界觀察天津自貿區的窗口。
高鐵站緊連著“環球購”地下商業街，人們坐在列車上訂貨，下車就可以到商業街拿貨，普通老百姓對自貿戰略的最初認識，就是從這些豐富又便宜的跨境商品開始。
2020年，眾所周知的原因讓這扇窗虛掩上了。不光“環球購”暫停經營，于家堡許多商鋪都關門了。網上眾說紛紜的猜想和質疑環繞著于家堡的開發，并劍指自貿戰略的實踐。
今年4月初，當記者疾走在這片小尺度的、規劃理念先進的CBD，卻只找到一間麥當勞可以歇腳時，也曾閃過無數疑問。直到我們的腳步深入整個濱海、整個天津自貿區，才終于深刻感受著，一項國家戰略與一座城市之間的內生聯系，從來不是某種表象可以詮釋的。中國對外開放的自貿尖兵矩陣，究竟在以什么樣的姿態擁抱世界，也絕不是一扇窗就能夠完整透視的。
（一）城市變局里，歷史早已埋下伏線
一北一南，兩座沿海城市，天津與上海有太多相似點。
1990年，浦東新區開發開放，4年后，以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、保稅區和天津港為骨架的濱海新區雛形漸現。它們都在主城的東側，起步于一片灘涂，擁有綿長的海岸線。在今天全國19個國家級新區之中，它們都曾經或正處于GDP總量之巔，是所在城市當之無愧的發展引擎。
不同的是，歷史帶給濱海的考驗更嚴酷。
新中國成立后，天津的地位從北方經濟中心一下跌落至北方重要工業城市之一。為重振經濟，天津提出了以建設濱海為牽引，自主改革，計劃用10年時間，讓整個濱海的GDP達到天津的40%，外貿達到天津的50%。
窮極求變的努力終于讓天津帶著新的光環走進新世紀。彼時，經濟界人士普遍認為，繼上世界80年代的深圳、90年代的浦東先后走出“極點牽引型” 沿海經濟開發開放道路后，天津濱海，有望成為中國經濟的“第三增長極”。
2005年，天津濱海新區正式被寫入“十一五”規劃并納入國家發展戰略，成為國家重點支持開發開放的國家級新區。在制造業、重工業、化工、原料運輸等二產仍占據主導的情況下，濱海開始火速推進樓宇開發，三產的載體空間以一年百萬平方米的速度極速增長。
然而，相比浦東與浦西僅一江之隔、城市資源得以高效流動，濱海與天津市區的距離足足相隔了50多公里，人口和產業的導入困難。至2014年，于家堡、響螺灣一帶因大量樓宇停工、空置，被老百姓奉上“鬼城”的花名。
濱海亟待一種自上而下的全新戰略定位，再破僵局。
2013年，國家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，啟動自貿區建設重大戰略。2015年，天津幸運躋身全國第二批自貿區之列，以濱海新區為支點，劃分天津東疆港片區、濱海新區中心商務片區和天津機場片區三大功能區。
自貿改革的推進下，濱海開始將保理、融資租賃等一些過去不敢想、不能推進的產業大旗豎起來。毗鄰華北地區的出海門戶天津港、國家一類航空口岸濱海國際機場的獨特海陸空港功能，也為天津哺育出飛機保稅維修、二手車出口等獨特的新興產業。再輔以FT賬戶等一系列貿易便利化政策在區內優先施用，新一輪的招商熱潮很快到來。
“那真是濱海的高光時刻。整個于響地區（于家堡、響螺灣）建設進一步加快，至今已建成約60棟樓宇，引進近2萬家企業。周邊的車位，一到中午就變得十分緊張。”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金融局副局長邵新春說。
入駐企業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樓宇市場前期遭遇的供需不平衡，也逐步改善了當地存在多年的產業結構性問題。到2019年，對照浦東三產GDP占比超過77%，濱海也沖破了50%水平線。
或許是特定的戰略機遇，也或許，一切早已埋下伏線——1930年，依托天津港的外貿紅利，天津成為當之無愧的北方經濟中心。50年后，落寞的天津也是在對韓、對日外貿中重新找回當年風采。
“今天我們回頭看，天津的歷史一再證明，對外開放是實事求是的正確選擇。”天津自貿區機場片區工作局局長何江說。
（二）先行先試中，找準發展方位
2020年4月19日，一架波音747貨機降落在上海浦東國際機場，里面裝載的，是長龍航空與招銀租賃合作租賃進口的LEAP-1A備用發動機。
發動機在上海完成卸機、轉棧、倉儲的同時，天津自貿區東疆片區的海關異地受理了它的進境、租賃貿易征稅申報等業務。一天之內，手續完備，發動機正式進境，運往長龍航空位于杭州的基地。
東疆片區管理局自貿工作局局長劉慶良告訴記者，從2009年底天津以保稅租賃方式引進交付兩架波音B777-F貨機開始，為飛機租賃“提速”、降低企業租賃成本，成了當地許多干部的執念。而橫在融資租賃產業規模化發展面前的，是傳統監管模式的約束，是環環相扣的復雜行政體系。
“當時我剛剛參加工作，怎么也不敢想，東疆的飛機租賃總量有朝一日能突破2000架，成為僅次于愛爾蘭的全球第二大飛機租賃中心。”劉慶良說。
天津自貿試驗區掛牌后，東疆充分利用自貿“先行先試”核心理念，持續推動政策創新，逐步形成40多種創新租賃模式，產生了全國首單綜合保稅區內飛機“客改貨”創新業務、全國首單民營經濟發展支持債券、租賃行業首單低碳轉型掛鉤公司債券。
在許多業界專家看來，像保理、二手車出口、融資租賃等依托自貿戰略發展起來的新興產業、高端產業，甚至是小眾產業，為天津帶來的或許不是短期駭人的GDP數字，但對帶動當地形成更高質量的產業集群、構建現代經濟體系，卻有著深遠的意義。
而新的比較優勢之下，天津也在逐步擺脫區域協同發展過程中，“大樹底下不長草”的困境。
長遠的中國歷史上，南方物資想要到達北京，無論是沿運河還是走海路，天津都是必經之地。國家中樞的需要，讓天津變成北方商貿重鎮的同時，也成為首都的“功能配套”。
一些產業觀察者認為，濱海在開發前期之所以不可避免地遭遇招商難、樓宇供給過剩，根本也在于產業定位和北京趨同，卻沒有后者的人才、資本、戰略地位。
進入國家自貿戰略體系后，天津成為中國北方第一個自貿試驗區，服務與示范的半徑從天津擴展到京津冀城市群，乃至更廣闊的北方大地。
這無疑是種角色轉換，天津終于在區域一體化中，找到了特別的主動權。而市場也開始有興趣以“投資自貿熱點”為由，重新審視天津的價值。
中企云鏈執行總裁劉長波告訴記者，在全國各個自貿區里，天津濱海和深圳前海是最重視保理業務的兩個區域。自貿制度創新理念為保理行業的模式創新松綁，“很多以前不能做的、沒做過的，我們在天津實踐。”
近年，中企云鏈全身心發展產融互聯網。在企業的全國布局之中，天津的地位依舊重要。“我們把審理中心、服務中心都放在濱海，接下來，金融科技研發中心也要放在濱海。”
劉長波指出，濱海最大的區域價值是享有天津戶口政策、醫療教育優勢，同時，在地人力資源性價比高。“非常適合作為金融企業副總部，開展中后臺業務，以‘宜居’為亮點，與北京錯位競爭。”
這條錯位競爭的路，成都曾經成功走過。如今，越來越多的互聯網企業主、金融企業主用腳投票，表明他們對天津也能成功的確信。
（三）改革慣性下，醞釀城市的新動力
記者在何江辦公室的沙發坐下，5分鐘內，見他急了兩次。
一次是聽說一家區內企業，有項業務在廣州能開展，天津卻落不了地。這個有些年紀的男人“急躁地”讓副手“抓緊給企業打電話”。
一次是提及自貿區的改革現狀，何江提高了嗓門：“自貿區到底應該聚焦制度創新，還是招商引資，我想我們得搞清楚……”
這兩次，恰恰切中中國自貿戰略實施10年來，亟待解答的兩個關鍵問題：政府職能有沒有轉變？改革創新有沒有停步？天津給了我們顯性而生動的回答。
自貿區企業天津海特飛機工程公司，幾年前接到一筆來自巴拿馬的“客改貨”訂單。當時因為沒有承接海外訂單業務的先例，地方政府出面作為“一事一議”的案例解決了。但過后沒有形成規范性制度文件，企業在與其他海外客戶接洽中遭到質疑，諸多合作受阻。
“這給了我們深刻的教訓。如果我們不及時將自貿改革試點的成效深化、固化，市場主體在面對全球競爭時，就會處于不利地位。”何江說，那件事后，天津自貿區很快出臺保稅維修相關政策，并第一時間進行了政務公開，海特飛機的海外訂單保住了。
另一則故事同樣發人深思。東疆自2019年完成了全國首單二手商用車出口業務后，二手車出口產業起步。不過，直至今年5月30日，東疆二手車出口試點企業才剛擴圍至16家。一些企業反映，試點牌照的評審之嚴格、門檻之高，讓很多有經驗，甚至有“門路”的企業也被拒之門外。
“越公平越發展，越嚴格越集聚。”劉慶良說，最好的營商環境永遠沒有標準答案，“但市場可預期的、標準可公開的，有效防止劣幣驅逐良幣的環境，一定是好環境。”今年前4個月，為數不多的試點企業卻在東疆完成二手車出口2077輛，出口貨值超5300萬美元，同比增長近6倍。數據再次印證了劉慶良的判斷。
事實上，記者在天津看到的，并不只有上述的改革進程，更深刻的，是改革的慣性。一位金融局長在談到服務企業時，用了一個時髦詞，“甲方爸爸”，意思是服務企業要有應對甲方的耐心、態度、實力。另一名干部的經典語錄：“開幾次協調會、打幾通電話就是好干部？多問問自己，企業的問題到底解決了嗎？”
我們有理由相信，當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自貿的一項項改革中重塑時，也必將醞釀一座城市的形象之變、理念之變、動力之變。
記者離開天津之前，何江仍繼續著他的焦慮：在海特等3家在海關特殊監管區外開展保稅維修再制造業務的企業獲批后，這個政策口子又重新收緊。他能做些什么？
劉慶良忙著新一批二手車出口試點牌照事宜，“別看它（二手車出口產業）小眾，發展壯大后就是天津的特色優勢產業。”
而濱海高鐵站的那扇“視窗”也并未真正關上。最新消息，天津自貿區“環球購”項目有望重啟。
恰如那句老生常談的話，自貿改革沒有終點，自貿改革永遠在路上。
